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褚遂良買房案 明顯不合理低價的合同

發布時間:2022-03-11 09:58:22 作者:胡藝 來源:法治日報 瀏覽次數:

提起褚遂良,你可能會想到《雁塔圣教序》、初唐四大家,也可能會想到他是唐太宗臨終托孤的顧命大臣,還可能會想到他強烈反對廢王皇后、立武則天為后。但你可能不知道他曾因為強買別人的房子被彈劾,并被貶官出京,做了同州刺史。

永徽元年(650年),時為中書令的褚遂良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的金額購買了67歲的中書譯語人史訶耽的房子,結果遭到了監察御史韋思謙彈劾。史訶耽是一個在中書省當翻書譯語直官的粟特人,職事品階為正六品上。當時褚遂良已是正三品的中書令,而且是史訶耽所在單位中書省的最高長官。長官強買下屬房子,這本是二人之間的私事,卻被監察御史彈劾,這中間自是少不了史訶耽的告發。案件發往大理寺審核,大理丞張山壽認為,褚遂良強買房屋應當征銅20斤(以銅贖罪,相當于徒一年);大理寺少卿張叡冊則認為房屋售價是官估的,沒有問題,褚遂良無罪。韋思謙堅持認為,官市可以由官估,由政府確定牌價,但是私人交易園宅及田地,不能用官估,張叡冊舞弄文法,附下罔上,罪在當誅。這個案子告到了高宗那兒,高宗認為刑獄關系到人命,至關重要,像張叡冊這樣的人怎么能在大理寺任職呢?于是,褚遂良被貶為同州刺史,張叡冊被貶為循州刺史。

本以為這個案件至此就算告一段落,但是不到兩年,永徽三年(652年),褚遂良被復用,升為吏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韋思謙因為彈劾一事遭到報復,被貶出京為清水縣令。永徽六年(655年),在是否立武則天為皇后的斗爭中,褚遂良與長孫無忌強烈反對廢黜王皇后,甚至不惜以辭官作為籌碼。武則天成功登上后位,褚遂良則是一貶再貶,先是長沙,再是桂林,最后是越南,一代名臣最后客死他鄉。

回到案情本身,中書令褚遂良強買中書譯語人史訶耽的房子,當依貸所監臨財物有剩利論罪,計利準枉法論。《唐律疏議》卷第十一職制第142條“貸所監臨財物(問答一)”規定:“諸貸所監臨財物者,坐贓論(授訖未上亦同。余條取受及相犯,并準此)。若百日不還,以受所監臨財物論。強者,各加二等(余條強者準此)……若賣買有剩利者,計利以乞取監臨財物論。強市者,笞五十;有剩利者,計利準枉法論。”褚遂良最低笞五十,最高處以絞刑。本案中,遂良被貶為關內道同州刺史,屬于從輕判處。大理少卿張叡冊附下罔上,以為價當官估,準估無罪,屬斷罪失于出,當減褚遂良罪五等治罪。實際上,大理少卿張叡冊被貶為嶺南道循州刺史,重于對褚遂良的判處,屬于從重判處。本案的另一個當事人史訶耽,生于隋隴右監牧的核心地區平涼,精于馬牧。武德七年(624年)他被高祖特敕任命為北門供奉進馬。說到北門您可能會覺得陌生,但它的另一個名字玄武門,您可能會恍然大悟。武德九年(626年),時為秦王的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,射殺太子李建成。事后,高祖立李世民為太子,隨后退位為太上皇。像史訶耽這樣的小人物自是不能位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,但他在政變后,從一個沒有職事品只有供奉名義的低級勛官,被敕授五、六品的牧監正監,一舉進入“通貴”行列,顯然是因立功而獲得升遷,這也表明了史訶耽在玄武門事變中的立場。能擁有讓褚遂良強行購買的房產,說明他的宅邸應該是精美奢華的房子,其本身應該也“家累萬金”。而且作為粟特人,史訶耽雖然做官但仍然從事其民族擅長的商業活動,故而積累了大量財富。但是,僅憑這些,他和顧命大臣褚遂良相比地位差距可謂判若云泥,在居大不易的京師,憑著語言能力,安分守己地從事翻譯工作,究竟得有多大的能力才能扳倒褚遂良呢?要回答這個問題,得從當時的政治環境入手。

唐高宗李治本不在太宗立太子的考慮范圍之內,因其兄李承乾與李泰相爭之隙,得到長孫無忌、褚遂良等助力,才得到太子大位。所以,他初登大寶行使皇權時,很可能受制于長孫無忌。長孫無忌身為高宗母舅兼托孤重臣,在朝中素來具有實力、聲望,高宗即位后,他更是與褚遂良等人掌握朝中大權。自古以來,但凡托孤的大臣,如周公、霍光,均是大權獨攬,必為英主新君所不容。因此,高宗對于長孫無忌,自是難以容忍。高宗關注褚遂良案,借題發揮,最終將褚遂良貶往外地,有其政治意圖。褚遂良是長孫無忌堅定的政治盟友,有他在朝中,高宗必然多受掣肘,奪權于長孫無忌的意圖難以實現。既然褚遂良觸犯律法,高宗當然不會放過這個絕佳的機會,征銅20斤尚不能達到高宗的目的,將褚遂良貶往外地,使其不得位列朝中才是高宗所需。基于此,褚遂良并未征贖銅,而是被貶為外州刺史。然而,褚遂良畢竟是長孫無忌的親密政治盟友兼得力幫手,長孫無忌豈能坐視其遭受高宗打壓,于是在他的努力下,褚遂良只是被貶往長安附近的同州任刺史。而且不到兩年就被調回長安,而且還擢升為吏部尚書。不過,蟄伏6年之后,高宗最終在永徽六年借廢立皇后之事,聯合朝中反對長孫無忌的勢力,果斷出手,擊敗長孫無忌,執掌朝中大權。所以,褚遂良買房案看似是一場交易顯失公平的經濟案件,但是其背后卻蘊含著政治權力的角力。

(文章節選自胡藝《案卷里的唐朝法律故事》,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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